春秋到战国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时刻，但是以三家分晋作为标志性事件，是很有道理的。  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威望和地位已经严重下滑，诸侯们逐渐已经不再听从周天子的号令，周天子自己也比较识趣，逐渐也不再非把自己当盘菜去命令诸侯了。这时候的周天子，与其说是天下共主，不如说是个高高在上的吉祥物。但是，这个吉祥物也不是简单的放在那里卖卖萌就完了的，以他为代表的周王室或者说周朝的整个社会秩序还有着三个重要的价值。  其一，周天子的册封对诸侯的地位依旧有影响。在春秋前期，霸主往往需要真正为周王室做出巨大贡献，并经过周天子册封才能成行（如齐桓公、晋文公）；到了后期，霸主们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贡献了，但是被册封这一程序不变，且不管怎样，大家对周天子是必须恭敬的。  第二，周朝的礼法道德依旧有一定的约束力。周礼虽然逐步荒废，但是影响力并不小。礼法不允许的行为，依然遭到大家的普遍不认可。比如子弑父、臣弑君这样的行为，往往会受到舆论谴责，甚至会被外国以此为理由干涉。有这样行为的人就算因为力量强大而未被干涉，自己也会心虚（如赵盾）。这种礼法制度作为社会普遍的认可道德，很大程度上维持着社会秩序。  第三，周王室的存在对各诸侯国有着重要的平衡作用。势均力敌的国家毕竟很多，谁也吞不了谁，而此时的周王室，在这个相对胶着的各国对峙中，有着重要的平衡作用。任何一个对周王室不敬的人，都会成为出头鸟，而被群起攻之（如楚国就曾经这么干过，后来楚庄王称霸时候就学聪明了）。这种平衡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周王室的安全和名义上的最高地位。  现在回头看，周威烈王在册封三家问题上的败笔在哪里。 首先，晋国被卿大夫把持已经很久了，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内都遇到过，但是卿大夫轻易不敢取代国君，就是因为礼法上的限制。如果做事不符合礼法，那么即便力量再强大，也不能得到册封。春秋初年，周天子就是基于这个原则，拒绝了力量强大但是对王室无功劳的楚国加公爵的要求。现在，周天子册封三家，便是打破了这个礼法限制，没有功劳还弑君犯上的三家居然成为了名正言顺的诸侯，那么礼法就被完全破坏，而破坏者还是这个礼法的最高仲裁者和最大受益者。这种破坏的结果就是彻底承认了谁力量大谁就能提高地位，如此一来社会秩序彻底破坏，周天子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法理基础没了。  然后，依照这一原则，此后各国彻底进入力量大的做老大原则，内部更替和外部的吞并彻底肆无忌惮，连借口都不需要找了，周天子册封的价值彻底失去了。同时，基于这一逻辑，卿大夫可以通过干掉诸侯上位，那么诸侯为何不能干掉周天子上位呢？所以周天子的地位急速降低。春秋时期，除了自认南蛮的楚、吴、越等国敢称王一下，还就是自己叫叫热闹，根本不被各国承认；此后，王就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了，大家都这么自称也都承认别人的，周天子彻底失去了通过册封权建立的自身地位。  最后，春秋时期各国间的平衡被打破。大家进入乱战，不需要了借口和理由，就不需要打周王室的旗号，周王室对于各国的价值和对他们彼此的牵制作用没有了，这样的结果反而导致周王室彻底不安全了。以前的平衡状态没人敢动他，谁动谁是出头鸟，会被群殴；现在大家都不鸟他了，保卫周王室不是什么高尚口号了，他再遇到什么问题，也就失去了自我保护的能力了。  说白了，司马光是一眼看出周威烈王这一作法问题的症结：周王室在已经失去强大力量的情况下，自动放弃自身最高社会地位的法理性，并带头破坏最能保护自己的社会秩序，那么，就彻底不再是盘菜了。 ——————————————————————————————————————————— 补充。反对两个观点：  1.威胁说：有人提出三家势力大，周天子受威胁，不得不封，所谓的“壮烈的死和窝囊的活之间的选择”。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周天子确实衰微，但是在此之前，除了郑庄公曾对周天子有所欺凌以外，其余诸侯没人敢干这种二杆子事（郑庄公的意气用事结果对周天子和自己可谓是双输）。齐桓公、晋文公实力如此之强，威望如此之高，也不敢对周天子有丝毫不敬；楚国自认南蛮，自己称王，俨然不买周天子的账，但是等到真饮马黄河时候，也知道轻重。毕竟谁要是打破周天子这个平衡，谁就彻底成了出头鸟，就算力量再强，把自己放到天下各国的对立面，也是极其不安全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春秋末年的孔子能够成为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思想家，固然是孔子本人的能力，但根本原因在于，孔子提倡的东西在民间有着最为广阔的市场。而“礼”恰恰就是孔子最为推崇的东西之一。可见，在当时人们的思想中，礼法依然是有着普遍认可度的。这种情况下，周天子不管怎么做，三晋都是断断不敢威胁他的。  2.忽悠说。  @橙衣恶少  的答案提到三晋下了很大的一盘棋，从而有理有据的要求周天子封自己成为诸侯。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个人认为描述那段史料也不确切）。 周朝是有一套很标准的礼法的。其一在于诸侯是周天子分封的，卿大夫是诸侯分封的。赵魏韩三家应该接受的是晋公的封，就算功劳再大，也只能得到晋公的奖励，周天子破格把晋公下面的卿大夫提拔成诸侯是不合适的。其二在于齐国自身出问题，其他国家干预在当时是合理的。但是，干预的主体必须是其他诸侯国，而不能是卿大夫。也就是说，三晋必须是打着晋公的旗号，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去干涉（个人认为认为那段史料很可能不确切不仅因为这点与制度不符，还包括当时的军事及国力描述）。也就是说，按照那个史料描述，三晋不管是出师的名义还是要求的奖赏，都是完全违背礼制的。  当时周威烈王是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了。当局者迷也很有可能，但不管怎么，终究是一招臭棋。司马光站在后人角度上去分析，肯定会看的更多更深刻。前人的教训就是靠后人总结的。 （来至知乎）